魏晉名士的園林生活美學
魏晉伊始，園林大量地進入中國文人的生活領(lǐng)域。魏晉名士，出則漁弋山水，入則言詠屬文，在園林中展開了游山玩水、把酒詠文。還有藝術(shù)雅集、談玄論道等諸多活動，構(gòu)筑了一個以園林為載體的身心息止之鄉(xiāng)和生活美學世界。
仇英《蘭亭圖》扇面
園林山水生命情意
魏晉名士率先以園林的藝術(shù)形式組合了山水，也以園林的生活方式彰顯了自身的生命情意。《世說新語·言語》載：“簡文入華林園，顧謂左右曰：‘會心處不必在遠，翳然林水，便自有濠、濮間想也，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。’”其中，“濠”“濮”二字取自莊子“濠梁觀魚”與“濮水垂釣”典故，意喻一種與魚鳥同幽游，與自然同一體的回歸生命本性的暢快之境。在魏晉名士眼中，當下會心的園林山水、林木、鳥獸禽魚不但給人親和、親近之美感，而且直接讓人領(lǐng)會生命的適性逍遙。正因如此，魏晉名士都喜歡置身園林美景當中，既游目騁懷于山水美景，又感受著生命的悠閑自在。
嵇康宅中有一棵茂盛的柳樹，嵇康則在柳樹四周鑿池激水。每到夏天，他就在柳樹下時而遨游嬉戲，時而鍛鐵自娛。潘岳在洛陽閑居之時，在自家園林中筑室穿池，養(yǎng)蒔花木，并扶老攜幼共游園林，感受喜氣融融的天倫之樂。孫綽在會稽東山因山倚林，修筑園林，并在居齋前細心地種了一株松樹，獨賞其一無用處的“楚楚可憐”。謝安、王羲之、許詢、支遁、李充等人在會稽都建有園林，這些志趣相投的朋友經(jīng)常在一起放情丘壑，有終焉之志。陶淵明歸隱的園田居，則有另一番自然野趣之美。十余畝的園宅背山臨水而建，八九間草廬有東軒有西廬；堂前羅列著扶疏的桃李，后檐種植著成蔭的榆柳；東西則是花藥分列，林竹翳如。詩人在躬耕之余，時而看白云出岫、倦鳥飛還，時而手撫孤松、看夕陽將下，時而采菊東籬、見悠悠南山。魏晉名士步入園林，讓自身化進了天地宇宙，從而成為一幅天人合一的寫意畫卷。
酒香園林詩意源地
感受園林景致之美，魏晉名士的園林生活還離不開酒和詩文。王恭言：“痛飲酒，熟讀《離騷》，便可稱名士。”此話表明了能飲酒能作文當是名士的基本條件。王蘊云：“酒，正使人人自遠。”酒在魏晉名士那里不簡單地只是一種嗜欲之物，還具有澆愁避禍、超然煩頓、使形神相親的文化意義。魏晉名士們大多喜歡在園林中邊飲酒邊游園邊賦詩，或觥籌交錯熱鬧非凡，或隨興小酌暢敘幽情。
酒香的園林生活，實是詩意的根源之地。曹魏建安名士在鄴城西園、玄武苑中“憐風月，狎池苑，述恩榮，敘酣宴，慷慨以任氣，磊落以使才”，由此造就了中國五言詩的興盛。竹林七賢個個善飲酒，其中劉伶、阮籍、阮咸更是以嗜酒聞名。在風姿搖曳、清音徐徐的竹林中，飲酒作文當是七賢聚會的主要活動內(nèi)容。西晉名士在石崇的金谷園中晝夜游宴，屢遷其坐，或登高臨下，或列坐水濱。在玄醴染朱顏的熱烈氣氛中，既成就了《金谷集》（已佚），又成就了賦詩不成罰酒三斗的飲酒風尚。王羲之、謝安等42位名士，在天朗氣清、惠風和暢的三月三日聚集于崇山峻嶺、清流激湍的郊野園蘭亭。這些東晉名士列坐在曲水兩旁，讓裝有酒的杯子在彎曲的水面上飄流。水流曲折，酒杯時流時停。當時的規(guī)矩是酒杯停在誰的面前，誰就得賦詩，否則就要罰酒。這次文人雅集，不但留下了代表東晉文學成就的《蘭亭集》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后世園林對石渠曲水景觀的設計。到陶淵明那里，園林飲酒開始大量地成為一種詩歌題材進入中國詩史。陶淵明在同一年秋天飲酒后就陸續(xù)寫了20首《飲酒詩》。這些詩作借飲酒為題，多抒發(fā)自己的園林生活以及人生感悟。美景怡人、美酒醉人，詩意的文字就自然流淌出來。詩、酒與園林美景的交相輝映，編織出了魏晉名士人生的詩意面向。
畫境文心思想園地
不唯作詩，魏晉名士還在園林中展開了其他各種文藝活動。音樂與園林都能頤養(yǎng)情志，滌蕩靈魂。這種共同的文化功能二者結(jié)合構(gòu)筑了魏晉名士巖澤與音樂共遠的精神世界。魏晉很多造園家同時也是音樂家，像竹林七賢中嵇康、阮籍和阮咸在音樂上都頗有造詣。特別是嵇康，他不僅有《聲無哀樂論》流傳于世，還通曉各種樂器，尤善操琴。嵇康的廣陵絕唱就曾被傳為歷代音樂佳話。謝尚則是“企腳北窗下彈琵琶，故自有天際真人想”。即使如陶淵明這種不懂音律之人，在園林飲酒酣意之際，也會拿起無弦素琴撫弄一番。至于謝安游東山而吟嘯不言、王徽之暫寄空宅也嘯詠良久、陶淵明嘯傲東軒下，更是以最為自然的肉聲清歌應和著大自然的美妙節(jié)律。
圍棋對于六朝士人，不但是一種娛樂休閑活動，還是士人雅量與文化修養(yǎng)的表現(xiàn)。淝水大戰(zhàn)迫在眉睫，謝安尚能在園林別墅泰然自若地與謝玄對弈，足顯其泰然從容。在魏晉園林和書法關(guān)系里，最典型的事件要屬王羲之游蘭亭所寫的《蘭亭集序》。傳為王羲之在蘭亭禊會中揮毫書寫的《蘭亭集序》被譽為“天下第一行書”，被歷代書家奉為書法經(jīng)典。《蘭亭集序》的書法應是與當日王羲之游賞蘭亭的心境緊密相連的。飄若浮云、矯若驚龍的書法筆勢正好表達了王羲之在觀賞蘭亭美景時超然灑脫、放浪形骸的心緒。通過園林、音樂、棋藝、書法這些具有共同精神氣質(zhì)的文人藝術(shù)活動，魏晉名士構(gòu)筑了自身典雅精致的生活世界。
園林是畫境文心，也是思想園地。在以玄學為主流的文化氛圍中，清幽雅致的園林還是魏晉名士清談論辯的玄學道場。正始之后，魏晉名士的清談逐漸由義理的探討轉(zhuǎn)向一種個人神情氣韻的風度表演。因此，魏晉名士的清談還具有審美性與游戲性。園林作為一個山水兼?zhèn)洹⒈茱L遮日而又住食無憂的場所，理所當然得到了清談名士的青睞。竹林七賢不但在竹林陰翳的郊野園張揚了自身的生活情調(diào)，還可能圍繞著莊學義理、養(yǎng)生、名教與自然、聲無哀樂、宅無吉兇等諸多辯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。王導把隱士郭文迎接住到自己的西園后，溫嶠等人就經(jīng)常在此與郭文進行“鉤深味遠”的對談。司馬昱任會稽王時，曾把東晉清談名士殷浩、孫盛、王濛、謝尚、劉惔等人召集在自己的園宅里進行清談活動。清談最后的結(jié)局是在座的所有人“拊掌而笑，稱美良久”。魏晉名士的清談更多屬于一種日常生活中感悟宇宙與人生存在方式、存在意義的高雅學術(shù)活動，不可都以“空談誤國”來抹殺其文化意義。
“六朝舊事隨流水，但寒煙衰草凝綠。”在一種文化的鄉(xiāng)愁中，我們不妨起步追尋前賢的文化印跡，邁入園林深處。
（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）
